新华网石家庄4月2日电（逦琛）三月的石家庄，春意渐起。第二十二届国际络病学大会如期召开，刘德培、张伯礼、张运、吴以岭、丛斌等十余位两院院士、国内外权威专家学者、业界精英汇聚一堂，围绕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等重大疾病的防治展开深入交流。

从最初以中医理论为主的学术讨论，到如今多学科交叉、海内外联动的国际会议，这一持续举办二十余年的大会，见证着一门学科从“相对空白”走向体系化、再走向国际化的全过程。

而这条路径的背后，离不开一个名字——吴以岭。

“络病研究，是两千多年中医药发展史留给当代的重大历史课题。”在接受采访时，吴以岭反复提到这句话。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以“气—阴阳—五行”为哲学基础，以脏腑、经脉（络）、气血为核心框架，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理论与临床体系。然而，与经脉理论相比，络脉及络病研究长期处于“重经轻络”的状态。历代医家虽多有论述，但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提供了方药，清代医家丰富了应用，但总体来看，络病始终缺少系统化研究，这是一个历史遗憾。”吴以岭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从一名年轻医生的临床实践中悄然开启。

从6000张卡片到通络药物：一个学科的起点

1979年，大学仅上一年的吴以岭被录取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硕士研究生。他在研究《金匮要略》活血化瘀方药课题时，接触到络脉、络病。

看似传统的研究，却在深入过程中不断出现“例外”。

“很多药物疗效很好，尤其是虫类中药材，但又不完全属于活血化瘀范畴。”他回忆说，这种“对不上号”的现象，引发了他的持续关注。

为此，他开始系统查阅历代文献。从《黄帝内经》到历代医案，从经典方剂到临床经验，逐一摘录、分类整理。三年时间里，他积累了6000多张络病相关文献卡片。

“那时候就是一点点查，一点点抄，没有别的办法。”他说。

这些卡片，并非简单资料汇编，而是在不断比对、归纳中逐渐呈现出一个清晰方向——“通络”。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河北省中医院心内科工作。因为他始终觉得，搞中医绝对不能脱离临床，脱离临床很难取得中医药的重大突破进展。

1982年7月，吴以岭研究生毕业。

“古人讲通络对络病有价值，但对现代疾病有没有用，必须用临床来验证。”他要在临床实践中检验自己三年来学习的络病治疗用药经验对当下心脑血管疾病的疗效。

1982年，他开出了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通络处方——五龙丹（通心络）。在临床见到显著疗效后，他开始用实验研究、临床研究进行科学验证。

然而这每一步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在当时科研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他前后借款6.5万元用于研究，而彼时他的月工资仅60.5元。

“相当于借了90年的工资。”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平静，但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坚持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的一个缩影。

实验结果与临床疗效相互印证，让他看到了通络理论在现代医学中的潜力。此后数年，他相继开展参松养心治疗心律失常，芪苈强心治疗慢性心衰，八子补肾抗衰老，津力达颗粒治疗2型糖尿病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形成一系列具有稳定疗效的临床处方。

从最初的个案治疗经验，到可重复验证的治疗路径，一个问题开始变得愈发迫切——这些实践成果，是否能够上升为系统理论？

从“医家不识络病”到《络学集成》：填补两千年空白

如果说临床实践为络病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那么理论构建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系统工程。

在中医发展史上，络病并非空白。《黄帝内经》中已有络脉相关论述，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制多首通络方剂，清代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进一步丰富了络病治法。

但问题在于，这些内容始终分散于不同典籍与医案之中，缺乏统一框架。

“做一个处方解决一个病，相对容易；要构建一个理论体系，非常困难。”吴以岭坦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临床经验不断积累，他逐渐将研究重点从“用药有效”转向“理论解释”。2000年前后，他承担国家相关课题，系统开展络病理论研究。

经过三年集中攻关，2003年，《络病学》正式出版，首次系统提出“络病证治体系”。这一体系从发病特点、病机演变到辨证方法、治疗原则，全面梳理了络病的临床规律，解决了长期以来“医家不识络病”的问题。

业内专家评价认为，这是“首次形成系统络病理论”，为中医络病学学科建立奠定了基础。

以此为起点，络病学逐步从研究方向上升为独立学科：建立重点学科、成立学会、编写教材、进入高校课堂，一整套学科体系逐渐成形。

但在吴以岭看来，这仍只是“第一步”。

“络病理论不能停留在证治层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他说。

随后，他将研究拓展至两个关键方向：一是围绕脉络－血管系统构建“脉络学说”，二是围绕气络－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提出“气络学说”。

其中，脉络学说根据中医脉络与现代血管系统的相关性，提出“孙络-微血管”概念，揭示微血管在多种疾病中的核心作用，成为新时代中医药标志性科技成果。

气络学说则从哲学之气、医学之气、气的功能实现形式——气络三个层面出发，系统阐释气的运行机制及其在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中的作用。

“如果气络学说做不出来，可能又要再拖几百年。”他说。

2018年，《气络论》出版，标志着络病三大理论框架最终完成。

至此，一个由“络病证治—脉络学说—气络学说”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正式建立。这一体系既承接《黄帝内经》以来的学术脉络，又融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被认为填补了两千年来络病理论未能系统化的空白。

而在这一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形成的《络学集成》，则将古今络病研究成果汇于一体，成为这一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被誉为络病研究的第四个里程碑。

第二十二届国际络病学大会上，《络学集成》正式发布。

“中医络病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转化，入选了《中国工程院与大国工程》，这是近50年持续研究的一个结果。”吴以岭说。

“中医络病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转化”项目入选《中国工程院与大国工程》。

从实验室到国际顶刊：以临床疗效回答世界性难题

在吴以岭看来，中医药理论的生命力，最终必须回到临床。

“中医药的价值，不在于说得多高深，而在于能不能解决问题。”他说。

络病理论的提出，并非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是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目标展开——提高重大疾病的临床疗效。

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这类疾病长期被认为是现代医学重点攻关方向，但在微血管病变领域，全球范围内一直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围绕这一难题，吴以岭团队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支持下，系统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

“中医讲‘孙络’，古人认为它是最细小的络脉。我们结合现代医学，把它对应到微血管层面。”他说。

通过对3万余条实验数据的系统分析，团队逐步揭示出微血管病变的关键机制：以微血管内皮细胞为核心，神经体液调节与血液成分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动态演变的复杂网络病变系统。

这一认识，为多种慢性疾病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

在此基础上，通络药物的作用机制逐步被验证。无论是改善微循环、保护血管内皮，还是促进组织功能恢复，均在实验与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研究并未止步于国内评价体系，而是进入国际医学视野。

围绕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等重大疾病的多项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相继发表于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相关成果不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引发关注，也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专门评述。

张伯礼院士在本届国际络病学大会评价，络病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是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并被纳入了建国以来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通过不断实践和验证，络病学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吴以岭看来，这一过程不仅是学术突破，更是中医药走向国际的重要路径——以疗效为基础，以循证为桥梁，逐步建立起沟通国内外医学界的话语体系。

打通“断点”：一体化路径中的中医药发展逻辑

从理论构建到临床验证，再到国际发表，络病研究呈现出一条相对完整的发展链条。但在吴以岭看来，这条路径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中医药自身的学科规律。

“中医药本来就是一体的，理论与临床相结合，医学与药学不可分。”他说。

在他看来，中医药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推进，而是“理论—临床—方药”相互支撑、共同演进的过程。张仲景既提出理论，又进行临床实践，同时创制方药，正是这一规律的典型体现。

然而在现代学科体系中，这一内在逻辑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

“现在出现了‘三脱离’的现象——教学的不看病，看病的不懂药，做药的不懂医。”他说。

这种割裂，使得理论难以落地，临床经验难以沉淀，药物研发缺乏源头创新，进而影响整体发展质量。

基于这一判断，吴以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一体化发展路径。在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他逐步建立起涵盖研究院、医院与新药研发平台的完整体系，将理论研究、临床实践与产业转化有机结合。

“不是我创造了什么新模式，而是把中医药原有的规律，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走通。”他说。

在这一体系中，临床始终是核心。医生在一线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形成处方；科研团队对其进行机制研究与工艺优化；再通过规范化流程转化为新药，最终服务更多患者。

“一个医生一辈子能看多少病人？几十万。但如果把经验变成药物，就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用于更多患者。”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

这一逻辑，也逐渐延伸为“理论—临床—新药—产业—教学”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中医药在现代体系中实现系统化升级。

走向世界：从学术共同体到国际表达

随着络病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其影响力也开始超出学科内部，向更广泛的国际医学界延伸。

作为重要载体，国际络病学大会持续举办22届，成为这一过程的缩影。

吴以岭院士在第二十二届国际络病学大会上作题为《中医络病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转化》的学术报告。

“最早是学科建立之后，有了学会，自然要有学术交流。”吴以岭回忆说。

近年来，会议逐步形成“国内+国际”双轮驱动模式，春季在国内举办，秋季走向海外，吸引越来越多跨学科专家参与。

值得关注的是，参与络病研究的，已不仅限于中医领域。

来自心血管、内分泌、神经等领域的西医专家，借助现代医学技术与方法，对络病理论进行验证与拓展，形成了中西医协同研究的新格局。

“他们用各自的专业方法研究络病，这对学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吴以岭说。

在他看来，中医药走向国际，既需要坚持自身理论体系，也需要借助现代科学工具进行表达与验证。这种“开放与融合”，正是当前学科发展的重要特征。

与此同时，络病研究相关成果已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注册与应用，为中医药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提供了实践基础。

“国际化不是简单‘走出去’，而是要让别人听得懂、用得上。”他说。

面向未来：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寻找路径

当络病学完成从理论构建到临床转化、再到国际传播的阶段性跨越后，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吴以岭给出的答案，是“脏腑络病系统化研究”。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络脉系统与具体脏器功能结构进一步结合，揭示疾病发生发展的更深层规律，从而提升临床疗效。

“络进入脏器之后，就成为该脏器功能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如果把气络、血络与脏腑功能结合起来，会对很多疾病有更深入的认识。”

这一方向，已由其团队及弟子持续推进，涵盖呼吸系统、代谢性疾病等多个领域。

与此同时，他也反复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中医药研究，必须坚持中国式科学思维。”他说。

在他看来，中医理论中的“气、阴阳、五行”，属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而现代实验技术则属于“形而下”的科学手段。二者并非对立，而应有机结合。

“既要用现代技术，也不能丢掉整体系统的思维方法。”他说。

他引用《易经》中的论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将科研过程概括为“变”与“通”：方法需要不断调整，成果必须能够推广应用，最终造福社会。

“当研究成果能够惠及老百姓，才能称之为一项事业。”他说。

从临床一线出发，到构建学科体系，再到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吴以岭的探索仍在继续。在他看来，当前的络病研究或许还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真正的深化与拓展，仍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而这条路径，正是中医药在新的语境下，寻找自身位置与价值的重要过程。